未名湖是個海洋

在距离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仅差五天的时候，官方终于姗姗来迟地公布去年地震发生时，在倒塌的校舍中失去生命的学生人数。数字说，一共5335名青春正茂的中小学生，在去年的那一刻与世长辞，许多父母的希望与欢乐从此一并远去。
　　同样在本周，官方主办的媒体刊发专题探讨“公共建筑质量震后问责是否合适”。在四川政府任职的几个受访者谈话内容都显示，他们认为大地震后的建筑质量问题不值得追究，理由除了因为高强度地震力度不可抗以外，有官员说大规模校舍垮塌的问题出在建筑设防标准与规范存在不足，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从地震发生后到现在，地方政府坚持一个立场始终如一：即大批学校受损的最根本原因，是地震强度太大。所以，校舍垮塌也不符合民事侵权赔偿的法律特征。
　　官方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集中说明解释，以及地震一周年临近时突然公告遇难学生人数，似乎是希望预先消毒，以防下周二的纪念日上，“豆腐渣学校”的问责声音会干扰官方设定的“感恩重建”主题，让原本准备收割抗震救灾重大政绩成果的政府限于被动。
　　然而，企图用行政力强制塑造重大灾难纪念日的主题，试图回避责任问题，涉及的政治成本也许不低。一年后，家属问责的心不死，民间人士跟着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家长不放弃追问：为什么地震中倒塌最厉害的偏偏是学校？近期的官方动作，包括公布遇难学生人数，公开说明解释，反映的正是官方面对压力不轻。这些压力被转移为对家属、对民间人士、对媒体的强硬措施，而由此更让家长认为官方说辞充满疑点。
　　最近一周以来，已有几个外国记者接连在采访绵竹市富新二小遇难学生家长的过程中，遭不明身份人士恐吓，有人领教了被殴、器材被砸坏的待遇。他们当中，包括本报驻重庆的同事，他依据当局规定办了灾区采访证，在富新镇采访时依然遭恐吓，采访证被抢。
　　带着复杂的心情再次来到四川，我发现每天经历的是悲喜交织的情感起伏。从都江堰到震中映秀镇，去年8月时仍显凌乱的灾后景象不再，帐篷、废墟此时都清理得相当干净。中央政府1万亿元（人民币，约2150亿新元）的大手笔重建拨款，在整个灾区换成了一条条的优质公路、公共设施与老百姓的民房。
　　几天后，都汶高速公路都江堰至映秀段即将正式通车，作为中国抗震一周年的献礼。安县到北川，沿街的房子都修筑得美轮美奂，成都的司机忍不住赞美说，这些房子像别墅一样，农民可以享福了。
　　外界不必再担心这些新修房子，尤其是学校的质量问题。富新二小的新校舍，连新盖的幼儿园都颇具气派。去年压死数百学生的聚源中学，新校舍面积、规模，不亚于一个小型大专学府。
　　对于与孩子在学校遇难的家属，政府发出6万元抚慰金，给家长买15年养老保险，遇难学生父母生育第二胎时，孕妇身体检查与生育孩子的费用，全由政府负责。
　　点点滴滴，不能说政府没有付出了努力。可是如果因此就让事情算了；为了“感恩”派对家长们得消音，很多人还是不干。
　　“政府给我们这个抚恤金，是什么来意？百分之八十的家长都不理解。”
　　富新镇一处宁静的临时板房里，去年痛失11岁爱儿的家长，一字一句的告诉我，他对于官方抚恤金的态度。
　　“我个人的意见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不仅仅觉得这个钱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它是说我孩子的生命，就值这6万块。”他要的是一个公道，“用法律维护我孩子生命的尊严”。
　　采访结束前，他让我看他儿子生前的照片。陪着父母看他小孩从四五岁到十岁时留下的影像，才切身理解每一个孩子都不只是5000多个数字中的其中一个。
　　脑海里打转着这个问题：地震一周年，感恩重建还是问责？我看不出什么是这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然而拖延下去，耗损的不仅是家长的青春，也是民心。

作者：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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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当时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落选了,斯大林十分得意地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对此，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五四运动已经90周年，当年提出的“民主”、“科学”等口号再次响起。自从中国现代史由此开启以来，新旧时代更迭，世事沧海桑田，“德先生”、“赛先生”依然鲜活，但依然是若即若离、似近却远。历史和现实就是如此地相互映照和呼应，难以区隔，无法割断。
　　“五四”时期，振臂高呼“民主”和“科学”者，是一批以救国为己任的人们，博古而通今，纯粹而无私，偏激却可敬，浑身热血沸腾。而90年后之今日，高喊这些口号者中，虽然不乏有识有德、情操高尚之士，但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发自肺腑、情不自禁，并且脚踏实地、从自我修身做起？笔者不敢妄言。只是仿佛觉得，在世风混浊、轻飘浮躁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五四”先驱者们的那份真诚、纯粹与执著并不多见。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膜
　　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比过去更为复杂，所以更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除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之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尤其需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启智化愚、充实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追求平等和公正。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埋头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冷漠以对。如同90年前，当代弱势群体中的很多人依然不知“民主”、“科学”为何物，使得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变成无人喝采的仪式。
　　五四运动的精神来自于大公无私，其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试图为愚昧的大众进行思想启蒙，为工农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尽管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脱离了社会底层。那些老于世故、养尊处优的人们，那些对利害得失斤斤计较的人们，是不能担当起这种责任的。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实更需要这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启迪智慧，为他们的权益仗义执言。只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凤毛麟角。若仅仅是为了纪念“五四”而偶尔走出象牙之塔，重复几句当年的口号，说一些没有灵魂的应景之辞，那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有何意义？
　　“五四”之后的90年间，“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从来就是常说常新，但为什么有些时候具有强大的社会感召力，有些时候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者的问题，在于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隔膜。一是因为倡导者始终在抽象的概念上来回打转，错以为概念本身就能解决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二是因为高举这些旗帜者，并没有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反而是高高地漂浮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现实之上。
体制障碍与国民性格
　　二十年前，大约就在此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们为了践行“五四精神”而打出了一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七十年了！”意思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七十年的时候，理想依然只是理想，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面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很多人也在叹息：“九十年了！”。
　　确实，与经济和商业环境相比，中国的社会环境、司法环境和人权环境等等，与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并不相称，与其追求的远大目标也不相适应。而其中的主要障碍，既来自于体制，也来自于国民本身。
　　以历史的眼光看，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体制，而更是国民或社会的性格特质。当代中国的面貌之所以是如此，既是社会体制所影响，更是国民性格所塑造。当然，体制会影响国民性格，但国民性格对体制的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试图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而更是以反思的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这既是开启民智的社会运动，更是自我批判、自我启蒙的精神反刍过程。
　　可是，在谈及“五四”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只是集中于指摘体制的弊端，止于笼而统之地推崇“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却没有深切地反躬自问、求之于己、审视国民性格的塑造。就像议论文革，不少人都强调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却回避或者故意忘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贡献”。
把自己下沉到民众之中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都是正义者的化身，家国情怀浓烈，充满理想，满身正气，矢志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有一个缺点，就是人格容易因为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异化。忧忧不得志者，往往走入极端，偏狭过激，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结果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与政治体制势不两立。至于得宠得势者，就更容易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甚至变得比权贵阶层更加面目可憎。
　　因此，若要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中国知识阶层首先要端正自身，既要避免“五四”时代的急躁、激进和盲目，更要慎防孤芳自赏和自命不凡，唾弃浮躁与矫情，减少怨天尤人的情绪，把自己下沉到社会现实和劳苦大众之中。只有如此，当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超越“五四”情结，才能帮助社会端正国民性格，促进文化和体制的改良与进步。

 

（作者 杜平 《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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